“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是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结构性改革内容的表述。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的去产能而言，去产能即是做减法。

所谓做减法，主要包括：通过市场倒逼、让市场出清机制起决定作用；放弃直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政手段，通过政策引导、监管约束和公共服务来发挥和完善政府职能；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退出过剩产能，进行转型升级。

做减法意味着损失和阵痛，而政府的托底政策将为这看似激烈震荡的转变加上一道缓冲带，从而保证经济健康安全地着陆。

市场倒逼机制

产能过剩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自从2006年去产能就被设定为官方指定的一项重要经济任务，在2013年中央政府更是提出要以铁腕政策来清理严重过剩产能，但过剩产能却一直上演着越“去”越多的闹剧。

政府和市场的错位被认为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我国当前供需失衡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失灵导致的。诸多领域的投资、生产和价格等方面都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审批，没能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苏剑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如是说。

比如，当前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船舶等行业，无一例外皆是政府当年选定并大力扶持和补贴的产业。这些项目因投资大、税收高、对GDP拉动大而受到政府的青睐，当各地争相上马这些项目时，产能过剩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今年年初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去产能的座谈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掷地有声：“要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让企业发挥自我竞争、自我淘汰的积极意识。同时也要先充分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去产能，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手段，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不可偏废。”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朱光耀强调，“我们需要让市场来发挥更大、更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煤炭和钢铁行业要想提高效益，实际上反映的是市场的要求、动态。”

对于相同产能、相同规模的企业而言，谁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就对方的重生？所有的选择权只有交给市场，让市场来定夺，优胜劣汰。

政府政策托底

做加法意味着增多，增加意味着收获和幸福，而做减法却与之相反，意味着损失和阵痛。

控制新增产能，一道指令也许就能做到，但淘汰落后产能、退出过剩产能却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单位，它是一些职工的衣食父母，它的发展事关当地局势的安危，这也成为了很多企业和政府对去产能心存顾虑的缘由。

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雷军看来，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去库存，去产能。原有过剩产能在转移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到产业的停工、工厂的关门以及职工的下岗，这其中会有很多的问题，但这一步必须要走，因为中国已经从原来的稀缺经济走到了过剩。

虽然目前有关去产能将造成的多少工人下岗还没有确切的数据，但如何安置这些人员无疑是对各地政府的一个严峻考验。矿业界根据国家统计局各行业就业人口和产能数据预测，仅煤炭行业悲观来看将有154.2万人面临失业，乐观估计的话也有73.26万人。

对此，雷军建议，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应出台各种扶持政策，引领企业的转型。因为在转型过程中，企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十三五”规划中会出台很多政策对企业进行扶持，渡过难关，其中会包括下岗员工的培训和再就业问题。

朱光耀也强调，“其中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比如，如何安置好失业的工人，如何使他们能再就业，如何能对他们更好的安置，这些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早在今年年初，李克强就指出，去产能过程中要突出解决好钱、债、人这三个关键问题。“要加大财税支持，妥善解决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要加强金融扶持，用市场化方法及时处置企业债务和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要妥善安置职工，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完善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建议，去产能过程中，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要相互配合。财政是要维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去产能过程中一些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作用的事情，财政要配合着上。税收要发挥结构引导作用。

除职工如何安置外，资产处置也需要高度关注。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主张，“关于资产处置，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妥善处置企业的债务和银行的不良资产。比如要落实金融机构的呆账、坏账核销的财政政策，完善金融机构加大抵债资产处置力度的财税支持政策等，同时还要严防逃废债务的一些不法行为，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

政府职能归位

造成产能过剩的背后，有政府强力干预的影子；同理，化解产能过剩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

全国人大代表、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唐冠军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政府主要提供引导，告诉企业，目前这个方面已经运力过剩，但是否生产是企业的权利。企业非要生产，最后没有市场，总不能让政府来买单。政府的作用还是在于引导和政策上的支持。”

苏剑认为，发挥政府作用、完善供给管理方式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影响产业体系的方式主要包括政策引导、监管约束、公共服务等。

不过，对于如何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却需要重新认识：以行政命令、审批、门槛准入为主要手段的简单、粗暴的行政作风将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

利用财政方面的税收或补贴政策，也是国际上通用的政策引导方式。比如征收环境污染税和碳税，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大气污染防治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以钢铁为例，据环保部统计，2014年，约有70%的企业环保不达标。2015年，新环保法得到了钢铁企业的普遍重视。但初步统计，截至2015年底，仍有20%左右的钢铁企业环保不达标，其中约60%的钢铁企业已定制了环保改造计划或正在实施环保改造，仍有约40%的钢铁企业由于装备水平比较落后、改造升级难度大、资金紧张，无法实现环保达标改造，将面临依法退出，涉及产能约1.0亿吨。

加强环保执法只是加速钢铁压减产能的一个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严格实施能耗标准、加强质量标准的实施、对安全标准的加强实施和监管、制定高技术标准和实施、兼并重组、转产搬迁、国际产能合作等。总体思路是通过法律、标准严格的实施，通过经济激励手段来利用市场倒逼机制，使过剩产能加速退出。

苏剑指出，为更好地发挥监管约束的作用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政府“放管结合”，在放开竞争性领域的经济性监管的同时加强社会性监管，并建立健全现代监管体系，加强价格、投资、成本、服务质量和市场交易规则等方面的系统性监管职能，实现精细化管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了在体制机制上理顺激励约束条件之外，终究还需落脚到技术创新上。苏剑说，这就要求政府在基础科研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优化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健全产业体系，迫切要求政府加强基础信息方面的公共服务，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基础信息数据统计收集整理、建设国家大数据，加强市场监测预测预警，加强公共服务。

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落实去产能最终还需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该管政府的事情。在宏观上，政府要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创造环境上，政府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政府要加强自己的简政放权。在目前的产业升级中，真正的放权还是要靠企业自己去做。”

对企业而言，去产能势必带来阵痛，但这也是企业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良机。企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主动淘汰落后产能、退出过剩产能。只有通过去产能才能促使产品价格水平恢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这样企业的经营状况才会好转，企业的创新能力才能恢复。

“困难阶段。要有点企业家精神。”据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董事长孙太利介绍，天津一家焊材厂去年以来市场需求大大减少，需要裁员600人。企业决定开发新产品，将人力、资金用在技术创新上，消化了300人；又提升服务，在服务环节消化了300人。“最后，这个企业没有一个人下岗，企业也顺利转型升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要经历阵痛。孙太利认为，这家焊材厂的经验值得很多企业、企业家深思：是把责任都推给政府还是主动适应、承担责任?

企业有所作为还体现在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即寻找新动能，利用新技术创新来提高生产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

雷军表示，“过剩的本质是用户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用户不要的东西却生产出很多。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帮助企业完成转型升级，中国的整个消费群体的购买力在增强。这么强的购买力，我国产品满足不了，才会出现春节期间大家都去境外购物。这是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产能过剩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同理，化解产能过剩也非一日之功，需要政府和企业的上下联动、共同努力。总之，只有真正做到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产能过剩才能得到根除。